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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文化
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一)
发布时间:2016-11-24  浏览次数:634 次  来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一)

作者|严建苗、刘伟峰

摘要:清末民初,商会应“商战”之需产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商会是制度环境变化的结果,是制度移植的结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近代中国的商会本质是“官督商办”的民间团体。商会的存在降低交易费用,改善外部环境,为合作创造条件,降低政府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


一、商会产生的制度原因 


(一)商会是制度环境变化的结果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受制度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制度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旧的制度安排的改变及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商会主要是由制度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从西方商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商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发形成的。


世界上第一个商会法国马赛商会,成立于1599 年,正是随着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扩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随后,商会相继在 16 世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英、 荷、德、意、加、美等国形成。中国在19 世纪 70 年代以 后,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是自 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转变。这样,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础规则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制度环境也随之改变, 制度环境的变化引起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变迁和 重组,商会便是这一制度安排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商会是制度移植的结果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商会,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并非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而是受洋商会的影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华外商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是商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第一个商会是在外商商会的示范影响下诞生的。1902年, 盛宣怀奉命同商约大臣吕海寰在上海与英、美、日等国代表进行商约谈判,目睹上海“洋商会如林,日夕聚议, 讨论研求,不遗余力”,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中方向无会议公所,“华商毫无准备”,所以无从咨询,事事 受制于人。有鉴于此,盛宣怀于当年奏清朝廷准设上 海商业会议公所。于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应商战之需,“彷照日本”而迅速成立。


此后,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清政府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支持,近代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 计,到 1912年,除西藏外,其余各地相继成立了商务总会,全国共有 57 个商务总会,871 个商务分会。事实上,制度移植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 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 同时人们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等也极大地影响着移植的制度安排效率。因此,在一个社会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另一个 社会未必有效。而商会之所以能在中国移植成功,这主要归因于: 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改变 了政治结构力量对比,商会得到政府支持;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洋商会在中国的示范作用。 


(三)商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一般地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 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是由个人或 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后者是由政府命令通过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表现为一种渐变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力量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


西方商会是以地域为单位由商人自动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作为商人的代言人,自行其事,自定规则,自我约束,后来才能得到政府和法律的承认。法国第一个商会虽产生于1599 年,直到 1650 年才获得书面特许,其真正的发展却是在19 世纪。可见西方商会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渐变过程,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与西方商会不同,中国的商会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近代中国, 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会的最大受益者和需求者是民 族资本家,然而当时中国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民族资本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侵入的制约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影响,民族资本的发展及其作为一个阶级在旧中国历史舞台上所 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清政府的强制推行, 单依靠工商业者的自发作用实施商会这种制度安排, 即使是可能的,也会具有相当长的时滞。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施。


设立商会的最初目的是应“商战”之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和199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中国的门户已被完全打开,列强侵华的重点开始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 经济方面,面对列强疯狂的经济扩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著名的绅商郑观应首先提出了“商战”的口号,但是,由于中国商人势单力薄,往往在商战中败下阵来,中国的爱国商人通过调查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外商之所以能在商战中取胜,主要得力于商会,有商会而使列强官商一气,众商一心,华商则 相反。华商欲战胜外商,根本之法在于设立中国的商 会。面对严峻的形势,工商业者迫切要求尽快建立商 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迎合民意,制定《商会简明 章程》,在全中国强制推行,结果仅用了10 年左右的时 间商会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 


二、商会的本质特征 


一种制度安排在被移植到新的制度环境中后,必然会同内含于该制度环境中已有的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正式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从宪法、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等; 非正式的有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和意识形态等) 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进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 点。商会在被移植到中国后也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 近代中国商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工商业 者自我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有政府的强制促进作用。 政府凭借其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的优势 地位,在决定商会的发展方向、速度和形式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近代中国的商会不具有完全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而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组织, 既具有 “官督”色彩,又具有“民办”色彩,可以说是一个“官督” 下的商办民间团体。 就“官督”而言,其主要表现在: 商会是以官府谕允 劝办的形式得以创办的,并获得法律上的保护。这样, 商会不仅在人事与权限等方面受到清政府不同程度的制约,而且在活动内容和方式上也受到清政府的监督和限制。这种限制和监督包括商会必须由政府批准设立; 由政府发给印信; 由政府制定总章; 政府对会员的 构成; 会员资格和会章制定等都加以规定; 依据商会法规定的条款行使权力,等等。就民办而言,其主要表现在: 商会负责人由商会会员自己推选; 商会的活动经费取之于会员并用之于会员; 商会的活动和内容也不完全在政府的法律控制范围内,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力; 虽然商会的产生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一旦产生就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力; 商会本身有完整的组织体系,有自 己的固定机构和职能部门等等。 


、商会功能的制度分析 


商会成立之初, 其职责为“聚商情,原商力, 开商智”。1904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也明 确规定“商会之责在保商”。清末的商会章程把商会的 职责具体限定在四个方面: “代商申诉,汇报商情,调解 中外商务纠纷,管理和提倡工商各业”。1912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也明确提出“本会以辅助中央商 政之进行为宗旨”。由此可见, 商会是介于政府和工商 企业之间的社会团体,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上通下达、协调配合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基本 功能体现于经济领域。一项制度安排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才会被创新,同样也只有在实际收益 超过实际成本时才能发展起来。


商会在近代中国的迅猛发展必然是因为它产生了巨大的收益,具体表现为: 


(一)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是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主体 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包括交易机 会、洽谈交易、监督等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 现实中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也不是免费的,得到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要花费时间、金钱和努力。一般来说, 搜集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还是报酬递增的,即人们常 常支付信息,但成本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不管这一信息 是被用于影响一种、一百种或一千种交易。商会成立后, 针对在此之前国内工商界存在的行业壁垒、商情不 通的严重问题,各商会都把加强工商业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络并通报有关商情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商 会经常召开理事会、会员大会等互通商贸信息,为会员 提供全方位且高质量的有关形势发展、政策动向和市 场需求变化等方面的信息。商会还通过各地的组织网 络,以较低的成本搜集信息并借助于会刊、研讨会等形 式将之传递给会员,大大节约了他们搜集信息的成本。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常常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交 易各方可能不了解对方,还必须对风险、损失和收益以 及交易在将来形成的其他结果的分配进行洽谈,洽谈 交易存在成本。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使得违约成为 可能,尤其是在交易不同步完成的情况下,执行交易也要花费成本。商会通过创办刊物、举行研讨会等形式 教育会员重视商誉、摒弃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海商会 创办的商业期刊—《总商会月报》就曾发表过多篇关 于这方面的文章,不断向会员灌输这种观念可以增强 他们关于现行制度安排合理的信念,淡化人们的机会 主义行为。商会还制定各种规章、政策和标准约束会 员的行为,降低不确定性。商会内部一般都有严格的 监督机制,降低了会员违约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措施 都会减少洽谈交易和执行交易的成本。 (本系列由商会圈整理编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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